《“有声有色的事业”点滴回忆》（作者：魏长华）
1971年10月，技工班结束文化课学习，我被分配到宣传组（相当于现在的党委宣传部）俱乐部放映员岗位实习，72年10月毕业留任，与王凤仁（主要负责广播站工作）、杨士秋（主要从事文秘工作）和（宣传组干部）李志鹏老师共事。我们的工作各有侧重又互相渗透、密切合作，几乎全部承担了宣传组的事务工作。我、王凤仁、李志鹏和（宣传组长）宋春礼被戏称为宣传组四大黑干将（肤色深）。
文革时期广播站被誉为党的喉舌，学院（校）革委会要求很严，每天早中晚三次，必须保质保量播出，必须保证做到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。王凤仁独立承担广播设备的保养和维修，在使用率相当高的情况下，保证了正常运转。开始时，为更换扩音机里的元器件，我们到器材组领料，他们看到清单上很多型号的电子管、半导体管等等，甚是怀疑，以为是代为别人领来干私活用，找借口不发料，还反映到宋春礼、李志鹏那里。直到他们来现场视察并听王凤仁一五一十的介绍后才相信，由怀疑转而交口称赞王凤仁业务精通，动手能力强。如此三番后，我们领料就畅通无阻了。
我们还共同负责放映设备、俱乐部设施设备、各类宣传用设施设备的维护工作。那时我们年轻气盛，无所畏惧，上房下地爬树，光机水电木瓦油都敢试巴两下，手脚衣裤油污钩刮破损是常态。
广播站的稿件主要也由我们负责征集、修改、编排和播出，还负责（学生业余）播音员的挑选和培训。这项工作占去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很多。同时我们还要搞全院（校）大会的会务。那时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的会议很多，几乎一周一会或一周几会，我们也忙得不亦乐乎：剪贴会标、布置主席台、调试扩音和灯光设备、俱乐部清扫，甚至还准备讲话稿和发言稿，等等。还有经常性的室外大型活动也需要准备音响，如市里组织的庆祝、纪念集会，学院的运动会，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的欢送、欢迎会，等等。在我记忆中，那几年在使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，无论是固定放置或移动使用的高音喇叭，除个别让雨水浸泡短路外，就没有击穿和烧坏一说。
文革中文化生活相当贫乏，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消遣。当时所谓的俱乐部就是学生食堂间壁出的一半，坐位是长条椅，在大门上方用木料和刨花板搭建出一个简陋的放映室，支上两台移动式长江型35mm放映机，放映时不能开灯，否则会干扰观众席，舞台上挂一块麻布质银幕，窗玻璃涂黑漆遮光，木质门窗经风吹雨淋和人为破坏，千疮百孔，漏风漏雨漏光，修不胜修。由于学院（校）地处偏远，市电影公司几乎不在最佳档期给我们排片，而且场次也多安排在特早场或特晚场（行话称其为镶边场次）。放映的内容也都是新闻纪录片、屈指可数的几部新片和那几个样板戏，再就是偶尔的几部外国片。即使这样，师生员工的热情仍然无比高涨，几乎场场爆满。我们几个都成香饽饽了，走到哪都有人问影讯，一些子弟围前围后叔叔长叔叔短的（后来他们接班工作后就叫我们哥了，再后来就通称老师或直呼其姓了）。申继双老师曾戏称我们干的是“有声有色的事业”。
表面上是有声有色，内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有苦有累。每一次放电影，从订片、交款、串（取送影）片、到售（发）票、放映、收票、门卫、结算，我们都亲力亲为，起大早贪大黑是家常便饭。宣传组有一台公用自行车，差不多是除了铃不响哪都响，除了轮子不转哪都转。在时间允许或距离较近的情况下，我们就骑它串片。有一年春节初一清晨，我骑车到市公司取片，天还没亮，路灯下的斯大林大街（现人民大街）空无一人。我驼着两部影片的拷贝一路飞奔，从胜利公园到学院（校）用了不到20分钟，汗透衣裤冻成了冰壳。如果时间紧路程远，就到车队要车。我们坐过车队所有师傅的所有的车，甚至经常搭班车去取送影片。
夏天放映室简直就是蒸笼，电扇就是个摆设，放映就仿佛洗桑拿。有一次毕业典礼放电影，我热得实在受不了，王凤仁就递给我一瓶“汽水”，我摸黑一口气喝干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浑身冒火，问其故，他们三人争相解释说：这就对了，出汗就是把体内热量带出来，然后就凉快了。等到放映完毕，我才看清，原来他们让我喝的是啤酒！
大概是75年7月底吧，学院（校）纪念八一建军节，邀请附近驻军看夜场电影，李志鹏去取片。不巧的是上家散场后放映员将片子锁在放映室回家了，费了好大周折才取回，已是后半夜一点多了。在此之前，部队首长说太晚影响第二天训练，任再三挽留还是把队伍带回去了，弄得学院（校）领导很没面子。我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校内观众也非议纷纷，都跑到外边乘凉去了，只有院革委会副主任韩容鲁象钉子一样孤零零地稳坐在第一排，从容地摇着扇子不闻不问不回头。等放完善后毕，天都快亮了，刚眯了一会儿，院军代表申中甫就怒气冲冲的来踹门，咬牙切齿地要“枪毙”李志鹏！
我们还负责全校公私报刊订阅和分配。有一年年底，我和杨士秋汇总订单和支票、现金，就差2分钱对不上账。我俩在广播站把上千份报刊订单、十数万元票款反复核对了一个通宵，终于查清是一份0.98元的刊物与1.00元的刊物的份数记混了。半夜时我俩又饿又冷又困，翻箱倒柜地找出点不知是王凤仁还是李志鹏的满是虫串、鼠粪的小米，用电炉子熬成粥，狼呑虎咽地喝掉才有了点精神头。早晨我俩背着一书包订单、票款去桂林路邮局，她们说公私混杂、票款混杂肯定出错，不肯接收。在我俩一再坚持、恳求和保证下，她们5 人核算了两个小时，竟然分文不差！告别时，她们竟破天荒地站起来送我们出门。此后十多年她们还不断打听我们呢。
我和王凤仁还经常到桂林路书店去订购学习材料和内参图书。每次去都会借机打打牙祭。有时在冬天我俩花一元钱买10根小豆冰糕（那是当时最奢侈昂贵的冷饮了），比赛谁吃得快，看得路人直咧嘴。
我们那时似乎有释放不完的精力，紧张工作之余涉猎广泛。滑冰游泳乒乓球篮球排球羽毛球，秋千旋梯单杠跳马手翻，把业余时间排得满满的。还附会风雅，琴棋书画诗文也鼓捣鼓捣。有一天晚上在广播站，王凤仁拉手风琴我吹箫（我们还负责保管学院的乐器，近水楼台），正自得其乐时停电了。我说半夜吹箫招鬼呀，王凤仁凑趣说咱试试，就把房门打开，我就吹起苏武牧羊那段凄惨的调子。正陶醉时，就听见一个恐怖的声音：黑灯瞎火的你们作啥妖呢？我俩吓得一激灵，手电光下才认出是胡凤雏（她在隔壁交换台值班）。
还有一天晚上，我俩去串单身宿舍，走到王玉芹寝室见有一盆花就说这花长疯了，得剪剪枝。王玉芹不让，说是樊红峰的。我俩不由分说，拿起剪子在她的大呼小叫中恶作剧般地修剪了一番扬长而去。等同寝的樊红峰回来问谁干的？王玉芹说是技工班两个最淘气的人干的，樊红峰不假思索地说：王凤仁、魏长华！
中午广播是11.30—12.00时。等播音完去食堂吃饭就过点了，炊事员们都半真半假地刁难我们，只有张淑琴每次都给我们留出热菜热饭，让我们挺感动。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你调到宣传组吧。她竟当真了，过了一段时间她问我：你们还要不要我了？后来宋春礼知道了，就问是怎么回事？我和王凤仁就把来龙去脉说了，我并解释说是开玩笑。杨士秋也开玩笑地说：你跟她说不要彩礼就要你。宋春礼却很认真地说：要是她行就调过来搞搞内勤，你们小伙子办事粗拉。这事就成了。所以，张淑琴一直说是我把她调来的。
我说话挺随便的。有一次我们加班一通宵，我自觉风趣地说太阳在我们脚底下转了一圈。宋春礼就善意地说：你们以后说话用词要慎重，别给自己找麻烦（文革中“红太阳”一词是不可滥用不可亵渎的）。不久这话就应验了。76年“四人帮”大搞清查政治谣言，有个很革命的人看见广播站门外的一张我练毛笔字的废纸，上面写了一句当时流传的词“星殒朔方，天地变色，山河减光”，就非同小可地汇报给清查组，宋春礼就旧话重提，很严肃地批评了我。
那时提倡学马列原著、联系斗争实际阅读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，机关团支部书记胡凤雏就组织我们业余学习，并布置每人讲一个专题。我主讲的是《水浒》。备课时我看到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”那一章时觉得文题不符。他拔的明明是“绿杨树”嘛，怎么成了“垂杨柳”了？为此我还查了词典，上面有两种解释：1、指杨树和柳树；2、泛指柳树。如果按第一种解释，鲁智深只拔了一棵树；按第二种解释，他拔的是杨树。再说“拔”就是从下往上拔，“倒拔”难道是从上往下拔？我就跟王凤仁和杨士秋说：这章题目应为“鲁智深怒拔绿杨树，豹子头误入白虎堂”，还挺对仗的。王凤仁说，这都成书几百年了，谁也没提出这个问题，早约定俗成了，就你抠小字眼。杨士秋说，看《水浒》主要是领会宋江开始反朝廷，替天行道，后来受招安做了投降派，不必在枝节末梢上做文章。后来惊动了宋春礼，他说最近上边有个精神：警惕有人把政治学习学术化。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1976年，无论是对我们国家还是学院（校）乃至我个人，都是一个挺严峻的年头，天灾人祸，风云变色。
对学院（校）来说，很不幸的是老院长张希光病故了。他是一个令人尊敬、和蔼可亲的老头，和我们这些二十朗当岁的小青年也能打成一片。老师们经常用崇敬的口吻，甚至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口音传诵他的名言：“光机学院万万年”。有一次全院参加家属三栋号楼地基积水清淘的义务劳动，他提出一个抽水方案，王凤仁管闲事也提出一个方案，还当着众人面力否老院长的主张，力挺自己的方案，弄得张希光很下不来台，气得他满脸通红，一扭身走了。下午他又笑咪咪、施施然地来到工地，走到王凤仁跟前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：“老兄，还是你的方法对”（！）过后他还和宋春礼商量要把王凤仁调到后勤搞基建，被宋春礼回绝了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，他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）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是3月31日去世的，遗体停放在俱乐部舞台上，学院（校）安排人守灵，我和吴占军是第一班。吴占军可能是害怕，借故走开了，我倒乐得一个人留下来，好得便看借来的禁书《斯巴达克斯》。看着看着，余光中好像张希光在喘气！我下意识地掀开盖布，不禁哑然失笑：他的口鼻都用棉花堵住了，怎能喘气呢？突然我想到我怎么没害怕呢？呵，可能是开着灯的缘故吧。我就走过去把灯关掉，想试试自己的胆。往回走时带动花圈上的挽带，发出一阵瘮人的沙沙声，我一下子就毛骨悚然，冷汗直流了。
过后没几天，我们就接到一个严肃重要的、时间要求很紧的任务：要在5月16日隆重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。我和王凤仁、杨士秋（李志鹏下乡带队知青去了）又拳打脚踢，狮子一般“战斗”了：要在校内发动和统筹布置各单位、各系搞一个宣传长廊（办公楼与现11舍之间的道两边）;在市里（现百货大楼东侧）出一个12米×2米的宣传栏；搞一个8个样板戏影片大汇演；组织、编排专题广播的稿件和内容；还要拎着个油桶到处去粉刷革命标语。我们夜以继日连轴转，疲劳致极。有一天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，竟在食堂里躺在宣传板上睡着了。朦胧中听见有人叫我们，睁眼一看，是宋春礼从家里给我们端来一盆热腾腾的卧了鸡蛋的面条！我们也不管不顾了，埋头低脸的吃了个底朝上。至今我都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面条。
几乎是在同时，上边又下来一个更严肃重大的任务——北京发生了因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而受到“四人帮”残酷镇压的事件，当时所谓的政治谣言满天飞，各级革委会要奉命组成清查组清查。我又很不幸地成了学院（校）的重点清查对象。当时院里被梳理出好多被清查人，但大家都像约定好了似的，异口同声地说是在出差途中听说的，在公交车上听说的，甚至说是在上厕所时听不认识的如厕人说的。清查组也心知肚明，工作开展的不积极不主动。我的情况有点特殊：我那些中学同学在各自的单位把我供出来了，说我组织了周总理的追悼会，说我主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，更严重的说我曾经在公众场合传播了一句据说是周总理说过的话。师大、市机要局和133厂等的外调人员隔三差五的来校找我核实和取证。应该说学院（校）清查组对我还是很保护的，说我年轻不懂事，好冲动，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等等，每次都给搪塞过去。
那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：“我们老了，我们将要消失，要由青年一代接过火炬，继续革命斗争”。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五年了，这三十多年来，据我所知，没有一个媒体出来澄清一下这句话是周总理说的，或者不是周总理说的。但我宁愿相信是周总理说的，或者是周恩来们说的。因为这句话说得语重心长，听起来荡气回肠，一股责任感和使命感会油然而生。